感官舆图上的魂灵朝圣之旅

  

感官舆图上的魂灵朝圣之旅

  

感官舆图上的魂灵朝圣之旅

  以中古英语西部方言写就的四首头韵长诗《珍珠》、《清洁》、《坚忍》及《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流传下来的只有一个手抄本,即大英图书馆柯顿·尼禄A.x.抄本(BL MS Cotton Nero A.x.),学界习惯将该抄本称为“《珍珠》手稿”。此抄本的抄录年代为1400年左右,抄录笔误和文本内证则指向一个更早的成文年代:十四世纪下半叶,且极有可能在1360年至1400年间。①

  《珍珠》手稿被发现后,其中的《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于1839年第一次进入读者视野,被收入弗雷德里克·马勒爵士编纂的一本亚瑟王传奇选;其余三首诗则直到1864年才作为“早期英语文本协会”(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新文本系列的第一册为批评家所知。除了前面提到的客观因素(仅有一份手抄本留世)外,导致“珍珠”诗人在文学批评史上被边缘化的根本原因可能在于语言:作为地地道道的伦敦人,乔叟写作《坎特伯雷故事》使用的以伦敦为中心方圆六十英里的“中部土语”正是后来莎士比亚使用的文艺复兴时代的英语也即现代英语的前身。语言上的一脉相承,让今日的读者能借助注释大致读通其作品;而《珍珠》诗人所使用的却是晦涩的英格兰西部方言(西北区柴郡方言与西内陆区斯塔福德郡方言的混合体),即便在十四世纪,不使用这种特定方言的读者也未必能通晓全文。⑤简而言之,“珍珠”诗人能够无障碍地阅读乔叟的作品,乔叟却很有可能无法顺利阅读《珍珠》手稿;更重要的是,此种西部方言的影响在整个中世纪始终局限于英格兰偏远地区,从未进入过伦敦这样的文化重镇。

  以上两段成文时间与《珍珠》相差不出一个世纪的神学文本对于“灵魂趋神之旅”的三段式划分,与《珍珠》中物理空间和主人公心灵地貌的三分结构极其相似。路易·布兰科纳是第一个详细讨论这种相似性的学者,他据此将《珍珠》的“精神地理”一分为三:“外区域”(“我”睡着前身处的花园)、“内区域”(“我”入梦后游历的“人间天国”)和“上区域”(“我”在梦境高潮所见的新耶路撒冷天国)。(14)布兰科纳认为《珍珠》的神学结构严格模仿了基督教早期和中世纪教父文本中的一系列三分法,包括奥古斯丁对灵魂功能的三分(记忆力、理解力、意志力)、圣维克多的休对认知模式的三分(认识、冥想、灵思)以及波纳文图拉对神学所探索的真理层次的三分(象征层、字面层、神秘层)等,并断定《珍珠》的空间结构完全是这种三分式神学结构的对应物。(15)这类严格从基督教义出发解读中世纪文学文本的结构主义方法在半个多世纪前尚是主流,如今看来却有过于僵硬及狭隘之嫌。“外区域”、“内区域”、“上区域”的划分在今天固然仍有其作用,但需指出的是,《珍珠》的叙事者在打破空间边界的同时也打破了文类的疆界,使全诗始终在宫廷挽歌(如乔叟《公爵夫人之书》)、世俗爱情梦幻诗(如《玫瑰传奇》)、道德训谕书(如波伊提乌《哲学的慰藉》)、基督教异象文学(如《圣保罗启示录》)等常见的中世纪文类之间穿梭游离,即使我们仅仅把注意力集中在《珍珠》的三分式空间结构上(花园-“人间天国”-新耶路撒冷),我们也可以发现布兰科纳忽略了“外、内、上”以外的其他线索。

  无独有偶,在一部由“珍珠”诗人的同辈、《无知之云》的匿名作者(通称“云”作者)译成中古英语的神秘主义论著《丢尼修隐秘的神性》中(12),同样出现了“在外”、“在内”和“在上方”的描述。在该论著中,“云”作者论述了先放弃外在的身体感官、再放弃内在的精神感官、最后与上帝的意志完美融汇这一过程,并指出,为达到最终目的,沉思者的灵魂必须做到:

  十三世纪基督教神秘主义神学家、方济各会总长波纳文图拉在《通向神的心灵之旅》(Itinerarium Mentis in Deum)中有一段关于沉思者的灵魂如何分三个阶段上升并面见上帝的著名论述,《珍珠》诗人极有可能熟悉这段论述:

  在《珍珠》的第一部分(Pearl:1-60),叙事者-做梦者“我”是通过“向下”的动作从现实中的花园坠入梦境的:“我扑倒在鲜花盛开的花床……我坠入死般沉重的梦乡”(I felle vpon tat floury fla3t…I slode vpon a slepyng-sla3te)(Pearl:57,59);在第二部分(Pearl:61-972),“我”在梦境国土的漫游起于“向前”(forth)的动作:“从那片森林,命运引领我前进……我满心狂喜地向前走”(Tat fryth ter fortwne forth me ferez…I welke ay forth in wely wyse)(Pearl:98,101),“人间天国”的景致也随着“我”前进的脚步一路沿河铺展开来;在第三部分(Pearl:973-1212),“我”顺从珍珠少女的指引“向上”爬到山顶(see Pearl:974-981),眺望新耶路撒冷光辉的异象。因此,就叙事者的灵魂出体并在梦中完成朝圣的三个阶段而言,“向下、向前、向上”才是《珍珠》全诗核心的空间轴。

  基金项目:本文为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中世纪感官史语境下的中古英语诗歌研究”(16PJC005)及复旦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启动基金项目(JIH3152119)的阶段性成果。

  其次,“珍珠”诗人通过一整套中古英语感官(sensorium)语汇,编绘了“我”灵魂之旅的地图。诗人笔下的“我”用自己的听觉、视觉、嗅觉、味觉和触觉丈量梦中所见的奇幻国土,并与不断变化的三种周遭环境——花园中写实主义的风景、“人间天国”中近乎超现实主义的蜃景和新耶路撒冷神秘主义的异象——建立起三种不同层次的感知关系,同时也邀请读者通过第一人称的亲密叙述,在想象中经历一场感官的盛宴。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珍珠》中的信仰的地图是在一场流动的感官盛宴中绘制而成的。“地图”(mappa)一词在中世纪拉丁文中意为“桌布、布料、餐巾”(16),中世纪“世界地图”(mappamundi,直译为“世界之布”)普遍画在一块圆形牛羊皮上,呈(现实意义或亚瑟王系列传奇意义上的)“圆桌”形。(17)我们可以在多个层面上将“地图”这一隐喻引入对《珍珠》的解读:圆桌上的“世界之布”盛放着众多等级不同的精神食粮,等待在地图上走完了不同阶段旅程的朝圣者前去品尝。

  借助文本细读以及观照同时代神学文本和文学文本,本文旨在探究《珍珠》一诗的叙事空间结构,分析叙事主人公如何以三种不同的感知方式去探察诗中的物理及心灵地貌。通过探讨诗中空间和感官的关系,本文试图跳出“挽歌派”与“寓意派”之争,提出一种解读《珍珠》的新视角。

  这四首长诗(共六千多行)是英格兰十四世纪“头韵复兴运动”的巅峰之作②,其诗艺之精湛、格律之考究、逻辑之缜密几乎与它们在语言上的晦涩难解的程度相当。以琳恩·斯塔利·琼生为代表的一批当代学者认为它们代表了中古英语诗歌的最高水准,可直接挑战“英国诗歌之父”杰弗里·乔叟的声誉。③就批评史而言,这是一份姗姗来迟的认可:与同时代有史可考的诗人乔叟、威廉·兰格朗、约翰·高厄不同④,这四首长诗的匿名作者的身份至今是个谜,校勘者们不得不根据他的代表诗作标题称之为“珍珠”诗人或“高文”诗人。

  在现存的中世纪欧洲世界地图中,绘制于1300年左右的英国赫尔福德T-O地图尺寸最大。《赫尔福德地图》上用鲜红色标注着基督教最核心的三个朝圣地(耶路撒冷、罗马、圣地亚哥德坎波斯特拉),从英格兰通往圣地沿途的必经城镇也标注得非常仔细;同时,为了再现同时代人(十四世纪英格兰信众)的真实朝圣经验,该地图绘制者还复制了圣地周围的58个地名,其中12个在任何同时代地图中都未曾出现过。(19)虽然《赫尔福德地图》并不是使用者可以揣进口袋里当作现实中的朝圣指南的路线图,其制作意图和精髓却与对朝圣之旅——无论是现实中的还是精神上的——的激励和启示密不可分。(20)每位使用该地图的朝圣者需根据各自不同的出发地,在迷宫般错综复杂的地图上,参考有限的已知地标,为自己找到一条通向个体救赎的独一无二的“朝圣路”。由此可见,激励观者在线索纷纭的“世界之布”上反思并理清独属于自己的虔信之路和“朝圣”经纬,或许正是《赫尔福德地图》这类由教会督造的巨型T-O地图的核心旨趣之一。《珍珠》中的叙事主人公“我”也是这样一名潜在的朝圣者。若以同时期“T-O”型地图为视觉参照,《珍珠》中“我”的旅程可被看作是一场遵循“向下、向前、向上”路线的、通向新耶路撒冷的朝圣之旅。“珍珠”诗人通过丰富的感官语言和高超的文本结构能力,刻画了“我”在象征性的世界地图上以神恩为源头、以自由意志为工具的“寻路”历程。

  内容提要:以中古英语西部方言写作的十四世纪“珍珠”诗人是与同辈文人乔叟并肩的语言大师,凭借出色的架构能力和解经能力,他对拉丁文通行本圣经进行了极富创造性的文学演绎。本文将其头韵长诗《珍珠》放入同时期朝圣叙事传统中进行解读,并试图论证诗人将叙事主人公的梦中旅程构建在典型的“T-O”中世纪地图的空间范式之上,通过对主人公感官体验的重点着墨,刻画了一场以身体、精神、神秘三种感知模式经历的天国之旅。

  一、“《珍珠》手稿”背景及《珍珠》批评史概述以中古英语西部方言写就的四首头韵长诗《珍珠》、《清洁》、《坚忍》及《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流传下来的只有一个手抄本,即大英图书馆柯顿·尼禄A.x.抄本(BL MS Cotton Nero A.x.),学界习惯将该抄本称为“《珍珠》手稿”。在所有这些中世纪欧洲地图范式中,唯有《赫尔福德地图》这样的T-O地图始终聚焦于个体的朝圣之旅,用鲜红色标出从位于地图西北角(现代地图定位中的西南角)的英格兰到位于中心的耶路撒冷途中所有的“朝圣驿站”城市,因此我们又把T-O地图称为“朝圣”范式。

  作者简介:包慧怡(1985- ),女,爱尔兰都柏林大学英语系中世纪文学博士,复旦大学英语系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古英语及中古英语文学、中世纪手抄本中的图文互释。

  十四世纪是英格兰俗语文学的黄金时代,同时也是朝圣叙事文学的黄金时代。(18)这个时代对朝圣的执着也体现在了地图绘制中。现代地图追求精确客观与“有用性”,被认为是混沌世界可把握的缩影,是精微的测绘仪器对广袤无限的征服。与此相反,中世纪地图从来不以“有用”为起点。它们是一块块由色彩、事件、物种与概念织成的百衲被,一页继承了普林尼式古典博物志视角的百科图鉴。现代地图只在空间维度上展开,中世纪地图却同时包含了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也就是说,中世纪地图不仅关乎地理,更是一部基督教视野下的世界历史,记录着从创世之日到末日审判的一切关键事件。中世纪世界地图尺寸庞大,没有比例尺,地理信息也远谈不上准确,其现实作用“似乎在于激发信徒去默想一场朝圣,去赞颂那些踏上朝圣之旅的香客的虔诚,去思考这种广为流传的中世纪观念:基督徒的生活本身就是一场进行中的、隐喻的朝圣之旅”(History:107)。

  所谓“T-O”型是中世纪盛期最常见的一种世界地图范式。圆形的O勾勒出地图的边界,T的三支分叉则标识着当时欧洲人眼中的三大中心水系:尼罗河、顿河与地中海,同时将世界分作三块:上方的半圆是亚洲,左下与右下的两个四分之一扇面分别是欧洲与非洲。我们如今已熟悉“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地图模式,但在“T-O”地图上,位于顶端的却是东方:人们相信那里是伊甸园的所在、文明开始的地方;由于太阳从东方升起,那儿也是适于迎接基督再临的方向,因此也是新耶路撒冷(或称“天国耶路撒冷”、“上帝之城”)的所在地。(21)其实,把一张“T-O”型地图向右旋转90度就能看到一点现代地图定位方式的端倪。另一个重要的定位点则位于地图的圆心:地上的耶路撒冷,它是尘世之国,是天国耶路撒冷的一个不完美的摹本。耶路撒冷被安放在地图中心的经文渊源或许是《圣经·以西结书》:“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将她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国都在她的四围。”(22)在《赫尔福德地图》上,基督坐在天庭王座上进行末日审判的位置是在地图顶端,其圣光和手指几乎碰到了牛皮的上缘,这表明“顶部”(新耶路撒冷)而非“中心”(地上耶路撒冷)才是中世纪朝圣者最终的目的地,也是手持“世界之布”的信徒目光最终驻留的地方。《珍珠》中“我”灵魂朝圣的最后一段旅程恰恰就是爬上山坡、眺望新耶路撒冷的“向上”登顶之旅。

  我们应当穿过身体性的、转瞬即逝的、外在于我们的(extra nos)路径,这就是被引入神的道路。下一步,我们要进入自己的心灵,那是精神性的、内在于我们的(intra nos)神的永恒形象,这就是走在神的真理之中。最后,我们要上升至永恒的、最具精神性的、在我们之上的(Supra nos)地方,对着第一原则凝神观看。(11)

  《珍珠》手稿所录的四首长诗中,《清洁》和《坚忍》直接改编自拉丁文通行本《圣经》,是比较典型的弘扬基督教美德的训谕诗⑥;最长的《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2530行)则是一篇糅合了大量凯尔特元素、演绎基督教核心价值观的亚瑟王罗曼司。虽然长度仅次于《高文》的《珍珠》(1212行)大量化用了《圣经·启示录》中福音书作者约翰所见的新耶路撒冷异象的内容,并且护教性质的神学对话部分超过全诗一半篇幅,其文类却主要属于中世纪梦幻诗传统,并可能受到诸如三世纪《圣保罗启示录》(Apocalypse of St Paul)等早期宗教梦幻-异象文本的影响。⑦第一人称叙事主人公——做梦者“我”——在一座夏日花园中追寻一颗失落的“珍珠”时坠入梦乡,梦中游历了一片“人间天国”(Earthly Paradise)式的风景并邂逅化身少女的珍珠,与珍珠少女隔河展开神学论辩并在后者指引下见证了新耶路撒冷的辉煌异象(包括以羔羊形式出现在城中央的基督本身),最后却因想要强行渡河与少女团聚而被迫醒来。整首诗巧妙运用了首尾词串联、头韵变奏、同词异义、寓意象征等多种修辞术,不仅使诗本身辞章美轮美奂,形式与结构臻于化境,也成功地在一开始就将试图解读其内涵的学者划分成两大阵营。

  “挽歌派/自传派”批评家主张《珍珠》是诗人为思念早夭的女儿而作,旨在通过书写来疗治丧女之痛;或是由某位新近遭受丧女之痛的贵族或王室成员委任“珍珠”诗人所作,一如乔叟《公爵夫人之书》的写作缘起很可能是为了悼念兰开斯特公爵的首任妻子布兰奇。属于这一阵营的学者有理查德·莫里斯、伊斯雷尔·贡拉兹爵士、卡尔顿·布朗、C.G.奥斯古德、J.P.奥克顿、J.R.R.托尔金等。⑧与“挽歌派”针锋相对的“寓意派”批评家则坚持《珍珠》一诗是教父学和圣经阐释学中的寓意解经法在文学领域的运用,并各自为核心意象“珍珠”及诗中其他意象构建了一整套象征体系,比如把失落的珍珠解作凡人蒙垢的灵魂或圣餐礼。属于这一阵营的学者有W.H.肖菲尔德、R.M.加略特、玛丽·文森特·希尔曼修女等。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选择了两派之间的中间阵营,认为《珍珠》既可被视作现实主义的悼亡挽歌,又是一首可以用多重解经法进行寓意分析的宗教诗。这类学者包括杰弗逊·弗莱彻、热内·韦勒克、E.V.戈登、小D.W.罗伯岑等。⑩

  离弃你的身体感官(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和你的精神感官,后者就是你的智力活动;还要离弃一切能被你的五种外在身体官能(fyue bodely wittes without-forte)所感知的事物,以及一切能被你内在的精神官能(goostly wittes witinne-fort)所感知的事物……你要与我一同在神恩中上升,以一种你永远不能了解的方式,和凌驾于一切事物、一切认知方式之上(abouen)的那一位合为一体。(13)